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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地区国文教材: 儒学与乡土混搭

2018-01-29 11:20来源:中小学教师论文写作指南

  摘要: 台湾“国文”教材在蒋氏威权统治时期,奉行儒家思想,注重传统道德规范对青少年的熏陶; 课改后,“统编本”为“审定本”所取代,古代作品篇数减少,取而代之的绝大部分是台湾本土的作家,整部教材飘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由此形成鲜明的特色: 强调社会伦理、学校伦理、家庭伦理、生活习惯和景物观感,注重道德和生活情感的熏陶; 有意回避重大政治、历史题材和一些残酷的现实,侧重于面向人生,强调和谐,注重颐养性情,更有温情色彩。

  关键词: 台湾国文教材; 儒家思想乡土风情; 颐养性情1968年至1996年间,台湾语文教材“统编本”一统天下,“教育部”委托“国立编译馆”编辑的中小学教材,这是当时唯一被允许在全台湾课堂上正式使用的教科书。“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在台湾具有极高的地位,对教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传播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国“统编本”教材奉行威权统治时期蒋氏以儒家思想治国的路线,精心选取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推崇孔孟精神,以儒家思想为主脉,注重传统道德规范对青少年的熏陶,力图建构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蒋介石的教育思想,对台湾的教育发展具有最深刻的影响。”在台湾,小学生必背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定义,而且每次必考。1959年,蒋介石亲自订正《科学的中庸》; 他把三民主义解释为孔孟之学,在两者之间画了等号。原“统编版”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第十二课是关于蒋介石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文章写的并非蒋介石的“丰功伟绩”而是“一闪之念”,蒋介石小时候观小鱼逆流而上有感,“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其实质就在于灌输儒家“正心诚意”的理念。

  课改前的台湾高级中学的“国文”教材共有三套: 《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其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六册专门讲授“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国学概要》集中介绍《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上册为国学的基本认识、文字学概说、经学概说,下册为史学概说、子学概说、文学概说,目的“在于提升学生对国学之认识,增进阅读古籍之基本能力,培养研究古籍之兴趣,以利吸收传统文化之精华”,培养学生“坚毅恢弘之器识”,激发学生“爱国淑世之精神”。而高中《国文》“统编版”1985年文言文选文占了74.70%,1995年版占77.11%,“当时台湾的‘国文’教科书,则几乎都是文言文,一册里大概只有两三课是白话文,占全部的二成而已。而且,文言文几乎是每课必背”。

  台湾历届大学联考的作文题目,大多直接引自“四书”等儒家经典,偏重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要求代“圣贤”立言。如《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61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1962年)、《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试申其义》(1963年)、《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试申其义》(1964年)、《迁善改过说》(1967年)、《论恕道与公德》(1968年)、《自立自强说》(1971年)、《曾文正公云:“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试申其义》(1973年)、《荀子云:“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试申其义》(1974年)、《仁与恕相互为用说》(1976年)、《忧劳所以兴国,逸豫适足忘身》(1979年)、《论虛心》

  (1989年)、《争与让》(1991年)、《荣与辱》(1995年)等。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研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培养伦理道德之观念、爱国淑世之精神”(《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之三)。

  台湾教育全面继承儒家人格主义的价值体系,其意义在于: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重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传承国学精华,培育了台湾青少年的国学基础,为当代台湾人文学术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素养深厚的人才;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创造了基础条件和文化氛围。但与此同时也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如表现出顽固的落后性,要求所塑造的人格,必须对国民党有坚定不移的认同,有封建式的忠诚; 缺乏民主风度和科学精神;抑制智慧的发挥,使学生缺乏究根问底、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缺乏实用的知识。“他们读的课本不少是四书五经,实用学问少得可怜。这里还强烈地残留着古代社会的科举、士大夫的观念”;“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恐怕求学十几年下来,对台湾、对中国人所知甚少,对中国大陆所知更近平空白。严重地说,有些人连‘自己是什么’都搞不明白”。

  1987年,台湾解严; 1994年爆发了“四一O教改大游行”,台湾大学黄武雄教授等发起者强烈反对传统管理与“粗廉”的教育模式,呼吁建立人本化、个性化、多元化的教育环境,“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教改街头运动,“掀起了教改风湖的滥觞”,对台湾“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议”产生很大的影响,使“缓解升学压力、教育自由化”成为会议的主题,并由此促成“行政院”成立了“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揭开了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序幕。1996年12月,发布了台湾教育改革最高指导原则《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揭示了教改的方向。1998年公布《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要》(后更名为《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各地试点随之启动,至1999年参与试办的中小学就已占了全台湾国民学校的十分之一……

  课改中,随着课程纲要的修订,台湾“国文”教材都相应地发生变化。其间变化最大的是,1996年教材开放“国小”民编教材,199年开放高中民编教材,2002年开放“国中”民编教材,从此,由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出版的“統編本”逐年废除,为“审定本”所取代,“审定本”亦称“民营本”。民间出版社依据课程纲要的要求编撰,经教育行政部和“国立编译馆”审定通过,由民间发行,各个学校自行选用。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有康轩、南一、翰林、光复、仁林、有成、明台及青新等多个版本。不过,各版本教科书绝大多数没有将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18本教科书出全,有些还在编辑或审定之中。例如,青新版目前就只暂时发行了小学一年级上学期一本教科书而已。而台海各学校对教科书的选择比较自由,不受教育管理部门的约束,各校可根据自身需要,充分征求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综合考虑各版本教科书的情况,然后自由选择,即使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年级,上下学期也可能选择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不过,由此也产生一些乱象,因此日前在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上看到台北市长郝龙斌表示,要在台北市内统一中小学教材版本。

  这里抽样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主编,2009年版,以下简称北师大版) 与台湾“国民”中学南一书局出版的“国文”教材(“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庄万寿主编,2006年版,以下简称南一版) 作一些比较,以期窥斑见豹。两版的必修课文篇数基本相当,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上学期都是12课,仅南一版三年级下学期缩为8课,而北师大版依然是12课。两版的主要区别在于南一版的外国作品占的比例偏小,与北师大版比相差近10% ;其次是古代作品,南一版则比北师大版多出近10%。南一版对外国作品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前三学期都是零,仅在后三学期各选了一篇; 麦克阿瑟的《麦帅为子祈祷文》,爱因斯坦的《我心目中的世界》和罗伯特。佛罗斯特的《未走之路》(另有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列为选读)。台湾《九年一贯课程语文学习领域国语文纲要》强调,语文课程目标要“透过语文学习,体认中华文化,并认识不同族群及外国之文化习俗”,而这里的选文显然与之有所偏离。这并非南一版独然,康轩版选得更少,仅有麦克阿瑟的《麦帅为子祈祷文》一文,另有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和莫泊桑的《项链》二文列入选读。北师大版对古代作品取逐渐增多的趋势,后三学期与前三三学期比几近翻番;而南一版从第一册起就占较大的北例,且呈均衡状态,因而总量比北师大版多。“国民”中学阶段的教材古代作品占很大的分量,其目的在于为高中阶段研读儒家经典著作打基础。台湾“国文”教材重视对儒家思想的传承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见出: 很少选入小说和戏剧作品。南一版仅选入7篇小说,而北师大版选入17篇,二者相差13.32%。儒家历来强调“文以载道”,以诗文为正宗,认为文章应具有教育、认识功能,而忽视其娱乐、休闲功能。因此小说和戏剧作品得不到重视。

  2006年,台湾“教育部”公布了《九十五学年度普通高級中学课程暂行纲要》,语文课从每周5小时压缩为4小时,文言文比例大幅度下降,仅剩45%,并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改为《论孟选读》,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早在《高中国文课程暂行纲要》还在讨论的时候,台湾各界纷纷表达了反对意见,组成“抢教国文教育联盟”,由余光中担任总发起人,坚决反对主政者将意识形态带入文化教育。余光中说;“文化是一个很悠久的事情,并不是短期的政治正确可以决定一切的。所以文化应该让它持续继承,而不能以短暂的政治正确,来干扰文化的传承。”可是,台湾“教育部”我行我素,修订发布了《九十八学年度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

  然而,即便如此,从整体来看,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还是做得比大陆要好。报载,大陆某编辑随机挑选了10道台湾中学“国文”试题让大陆中文系博士生做,结果正确率都未能过半四。不过,大陆方面正在努力“补课”; 2008年新华出版社从台湾正中书局引进版权,将《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更名为《国学基本教材》,出版了简体字版教材; 中小学语文教材增加文言文经典的比例; 许多中小学和民间团体纷纷掀起诵读儒家经典的热潮,甚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都以文件的形式加以推动,对儒家思想,大陆与台湾正形成有趣的双向逆流现象。

  课改后,古代作品篇数减少,“腾笼换鸟”,取代的绝大部分是台湾本土作家的作品,整部教材飘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事实上,白话文在台湾和大陆的命运迥异,一直发育不够成熟,其间蒋氏虽强力推行,但又屏蔽了“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作品; 而且台湾历经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据时期许多文人熟练掌握日文写作,民间口语也以日语和闽南语混杂为主。20世纪三十年代,虽有张我军从北京挟“白话文运动”的余威猛力攻击台湾文坛,又有赖和等人的创作实绩相配合,但是囿于历史和现实政治种种因素,终究无法完成“言文一致”的历史重任。如果说第一次乡土文学论争聚焦于语言形式,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则是文学内容之争。现代派倡导所谓的“不是纵的继承,而是横的移植”。现代派作品如王文兴的《家变》,就颠覆儒家的“齐家”理念,试图打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某一环节。然而,传统思潮却以其固有的博大精深,牵制着脱缰野马般的先锋试验。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向多元的方向发展,这在台湾的语文教育方面也得到充分体現。台湾中小学学生在必修国语科目的同时,还需要任选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语三门课程中的一种进行方言学习,以“了解本土文化与语言,扩展生涯规划空间和文化视野”。同时,“国文”教材选文要求“选入具有代表性的当地作品,并选入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等篇章,以期反映时代的脉动,呈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面貌”。南一版就选有排湾族人亚荣隆。撒可努的《飞鼠大学》一文,另有泰雅族人瓦历斯。诺干的《快刀咻咻咻》被列为选读; 全六册34篇现当代作品共35位作者(其中第二二册第三课《新诗选》由胡适的《老鸦》和李魁贤的《麻雀》组成),跨越现代、当代或大陆、台湾的作者仅有4位: 胡适、朱自清、徐志摩和梁实秋,其余31位均为台湾作家,这其中明确标明是台湾籍的作家有20 位。大陆当代作家作品入选台湾语文教材的,南一版为零篇,仅有康熹版高中教材选入朱光潜的《谈静》,南一版高中教材余秋雨的《三峡》等极少数篇章。这样的作者组成又显得不够多元化,较为褊狭,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民进党上台之后“台独”势力疯狂的肆虐和无孔不入的渗透。过分狭隘的本土意识,不仅阻隔了文化传承的时间性,同时也限制了文化发展的空间性,“加上文化认同的迷雾,族群观念的局限,使得原本自然发展的本土趋向,受到不自然的限制,造成教学上若干困扰”,反之,北师大版可以看到台湾当代作家柏杨的《借书不还,天打雷劈》和琦君的《下百天,真好》另有余光中、王鼎钧、林海音等三人的6篇美文被列为扩充阅读篇目。

  台湾“国文”教材经历两个时代风雨的洗礼,因此一面具有儒家思想的古的,一面具有乡土风情的气息,由此形成鲜明的特色: 强调社会伦理、学校伦理、家庭伦理、生活习惯和景物观感,注重道德和生活情感的熏陶。而大陆教材则更强调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歌颂革命先辈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高唱主旋律。比如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时政聚焦”选入《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和《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江泽民宣告香港进入新时代》这样以时事新闻入教材,是台湾“国文”教材所没有的。在原“统编版”中,“若将40年来台湾的统编本教材加以统计,可以发现在政治部分,颂扬政治领袖的内容一直占据课本十分之一以上,‘国中’以: ‘国父’、蒋公、经国先生为事例者,竟达78次。李登辉也有三次”; 改为审定本后,南一版中,当代作品的作者“官取”重大的是曾任“教育部”部长的曾志朗,其余仅有路寒袖曾任高雄市文化局局长,林双不曾任屏东县教育局局长。而北师大版中,有领袖毛泽东,元帅陈毅,将军叶挺、肖华,文化部长王蒙等人的作品,“鲁郭茅巴老曹”等有历史定位的大作家也基本到齐; 作品写人尤其是描写为无产阶级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人物的篇章较多,如权延赤的《黄河化险》、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杨振宁的《邓稼先》、涂元季的《人民科学家的精神风采》等。南一版中,写人的仅见张腾蛟的《那默默的一群》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默默无闻、尽职尽责地扫马路。台湾地区“国民”中学教材有意地回避了重大政治、历史题材,似乎不想让“国中”学子去直面一些过干残酷的现实。总体而言,北师大版选文侧重于面向社会,强调斗争,注重磨砺斗志; 南一版侧重于面向人生,强调和谐,注重顾养性情。如北师大版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都德的《最后一课》、文天样的《过零丁洋》、梁启超的《谭嗣同之死》等,都是格外悲壮、惨烈的篇章; 南一版倡导社会伦理的有宋晶宜的《雅量》,弘扬家庭伦理的有李捷金的《小白猪》,激烈者如林双不的《枪》,不过也只写“我”深夜里搭乘计程车时与司机的一场误会,其“学习重点”在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再如张晓风的《炎凉》,通过一张竹席的夏用冬藏,已向学生透露人生悲凉、无奈的信息。

中国台湾地区国文教材: 儒学与乡土混搭

  总之,在儒家思想和乡土风情的双重特质之下,台湾“国文”教材更有温情色彩,因而显得更亲切、自然,其说理更容易让人入耳入心,更有操作层面的意义。比如第三册第六单元“克服困境”里的《与风同行》一文,并非教人以坚毅、昂扬的斗志去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是说明“做任何事都不能靠激情而是要耐心等待与付出,以追求持续而稳定的成长”道理; 第四册第七课《木兰诗》并没有凸显木兰“勇敢、机智、爱国、不羡富贵”之类的形象,其学习重点是“体会木兰孝亲的情操”;第四册第九课选用清朝作家袁枚一篇让人啼笑皆非的笔记小说《偷靴》,其学习重点则是“培养合理的自我防范意识”。这些都旨在对学生的人生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台湾“国文”教材总体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如北师大版柏杨为《借书不还,天打雷劈》虽有幽默的成分,但毕竟用语过于偏激,不合“中庸之道”,放在台湾是不可能被选入教材的; 而南一版像第五册第八课《楚人养狙》,学习重点是“培养勇于质疑的精神”,课后“问题与讨论”之二“作者为什么刻意安排小猕猴提出质疑,而不是老猕猴提出质疑”,寄望后生不拘于成规,敢于叛逆,是绝无仅有的。改良,而不是改革,是台湾“国文”教材的总体基调。这样的教材塑造的学生是不是具有眼睛向下的务实精神,而缺乏登高望远的昂扬斗志? 有个台湾人拿两岸的学生作比较得出结论:“台湾的小孩比较温和、客气、有礼貌,甚至比较。乡愿’,对照着自信满溢的大陆同龄孩子来说,显得稚嫩许多.....显然,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儒家思想,而不能一味地照搬硬抄。再拿其写景的教材来说,南

  一版里虽然也有《西北雨》(第三册第二课) 的气势万钓,但其余的不过是西部平原丘陵上的西瓜(第三册第一课《碧沉西瓜》),北海岸的雀榕树(第二册第一课《大树之歌》),树林中的油桐花(第二册第二课《油桐花编织的秘径》),凤凰山上的鸟声与花香(第五册第三课《春回凤凰山》) 等,不见北师大版里容光焕发的长江(七年级下册第一课《长江》)、浊浪排空的黄河(七年级下册第二课《筏子》),不见东北的漫天飞雪(七年级上册第二课《雪地贺卡》)、悬挂在高原上的瀑市《八年级上册第一课《黄果树瀑布》....

  “儒学与乡土混搭”形塑了台湾地区“国中国文”教材的特色,也产生了种种局限,如对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当代性关注不足,对外国文学的关注严重欠缺,现代性意识有所不足。在“儒学与乡土混搭”之外如何融人更多的当代性元素,是台湾地区“国中国文”教育必须审慎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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